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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中华民国史相关记录111条 . 查询时间(2.234 秒)
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从业群体,是中国新式教育的承载者。以往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对于这个群体的大致发展状况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以往这些研究主要是从行业史的角度来评判民国中小学教师,专注于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征和他们对于中国教育转型的意义。这对民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角色来说,虽然抓住了其主要特征,但也难免有些符号化和平面化,因为它只突出了民国中小学教师角色的职业特征,而忽略了民...
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在多个领域相继开征印花税,但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均未涉及娱乐戏票入场券。1917年年初,为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兆印花税分处长和福建印花税分处长上呈财政部,认为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费品,亦应贴用印花,并建议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并通函各省市财政厅饬令所属各戏园遵照执行。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
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顾维钧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但伪满拒绝顾维钧出关,造成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满铁附属地,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的抗议折冲与协商妥协。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不仅关系伪满傀儡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建构,而且涉及调查团及国联在东亚的...
租界卫生交涉是民国时期各种租界交涉中的一种。因卫生而产生的租界交涉不仅与租界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且与租界、华界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特权、主权、公共利益等交织在一起,加之民族主义等的影响,导致了各种租界卫生交涉的发生。租界卫生交涉涉及主权、清洁卫生等方面。各种交涉体现了租界、华界在卫生领域的关系以及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展现了租界制度与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霍乱是1820年传入中国并影响至今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探讨历史时期霍乱流行的地理规律对现代霍乱防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综合运用时空分析等方法,探讨民国时期霍乱流行的危险分区及其历史演变。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
本书搜集整理了民国时期我国有关减灾方面的图书与报刊资料,除去宏观性质的总论50余种(条)之外,另包括气象灾害300余种(条)、地震及地质灾害80余种(条)、生物灾害100余种(条)、疾病与公共卫生300余种(条)、环境变迁100余种(条)、灾害史100余种(条)等,全书共收录相关史料近1200种(条)。本书对研究民国时期减灾政策与举措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可为气象学史、环境学史、医学史...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态度复杂,举棋再三,皖南事变后虽然在国民党强硬派的要求下撤销新四军番号,但其仍试图缓和与中共的关系,避免内战发生。1940年至1941年间的国际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处理新四军问题的举措,其中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牵制最大。苏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兵力,蒋介石则希望拉拢苏联避免其与日本联合不利于中国,同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中...
近代黄河流域生态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相关领域人士的持续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水利及相关专业知识群体从探求黄河“上旱下泛”的根源出发,指出欲根治黄河,必须调节中上游的气候、治理沙漠、恢复植被、开展水土保持;由此扩展,论证了植被在民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的多种功效。基于此,以根治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发展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牧业为鹄的,向政府提出了相关建议。政府接受并萃取建...
现今所见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内容有多处重复或自相矛盾,可以确定不是定稿,故袁内阁不可能以该折在1911年12月底或1912年1月16日上奏。但该折出现又与1911年12月27日袁内阁拟请朝廷“速定大计”及1912年1月16日袁内阁奏请朝廷“速定大计”紧密相关。前者是要劝导清帝自行逊位,以免被动接受国民会议公决为民主共和;后者则希望清帝授权袁氏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方面欲以虚君共和给皇室及君宪党人交...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the other),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产业。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留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平津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颁布了专项法规法令,对日俘、日侨进行遣返的同时留用一批有技术的日人,并对留用日人进行有效管理。留用日人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美国、平津地方政府、各企业和被留用日人、普通民众多方利益的不同造成对留用日人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大不相同,...
民国建立之后,中外围绕辛亥革命中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的交涉成为重要的事件,外交团组织各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该问题。该委员会制定了初步统一的处理方针与赔偿标准,以协调各国之间、中外之间的意见,赔偿也成为列强对华实施经济讹诈的手段。但列强之间在赔偿范围及金额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冲突与利益分歧。民国政府不仅承认了赔偿责任,并积极派员与委员会及外交团进行谈判,其背后则是为了获取各国承认以及银行团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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