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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游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中期),一大批“不安于居”、游走四方的文人,以游为隐、借游谋食、因游求道,也进行祭奠山水等活动,通过“游走”构筑出独特的文学世界。诚如魏禧所说:“游道广而声诗盛,近古以来未有过于今日。”(《江湖一客诗叙》)“游走”不仅让文人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大量山水诗、投谒诗、送别诗、唱和诗,他们代幕主撰写的文章、奏疏、信札等,有助于清代骈文的复兴,...
该书是晚清诗人易顺鼎诗集的点校本,由王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2册装;2012年再版,4册装。作者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一字中实,号哭盒,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光绪元年乙亥(1875)举人,历官广东钦、廉道。他童年奇慧,早负诗名。足迹几遍天下,所至成集,随地署名,合编为《哭庵丛书》《琴志楼集诗》。该点校本收录易顺鼎诗20卷,诗词按编年排列,各卷内均包含《编年诗录》。该...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闲情偶寄》,又名《笠翁本草》,共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种植》、《饮馔》、《器玩》、《颐养》八部,是李渔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总结,触及中国古代生活的许多领域,是明清小品文中最富盛名的一种。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付梓以来,一直备受瞩目。李渔研究专家杜书瀛先生,以国家图书馆藏翼圣堂本为底本,进行精心校勘、晓畅翻译、详尽准确的注释和见解独到题解。
锡伯族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迁入伊犁以来,创作了大量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驻防文学,呈现出独特的叙事模式,凝聚着锡伯族在清代驻防历史进程中所培育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锡伯族驻防文学从寻求生计、重建乡土文化的家园叙事到维护家园、驻防戍边的家国同构叙事,在边疆文化语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完成了精神价值的提升,上升为家国情怀。
晚清时,肇始于域外的进化思想传入中土,对彼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梁启超据此初步阐述了文学史和小说史的发展脉路,此后成之等人亦有阐发,然均未成系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和鲁迅分别运用进化史观在小说史领域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研究,前者偏重分析作品的递嬗演进,后者则运用进化史观对小说史进行了梳理与整合。胡、周二位对进化史观的成功运用使得小说史学科快速发展并成型。
康熙帝在推行诗教与乐教的目的下选拔了大量江南士人来编纂《钦定词谱》,并以浙西派词人为主导。浙西词派所偏爱的词学文献成为纂谱的重要依据,该派所追求的醇雅词学观念也随之渗入其中,促成了这一地域词学的官学化。这种政治与文学的互动缘于醇雅词学观与清廷文治需求的契合,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词律的规范和词体地位的上升。
满人作为清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其文学创作长期以来或以“自我”身份被纳入“清代文学”这一汉语文学史传统,或被后设的民族文学理论视为汉人的“他者”来进行独立的满族文学史建构。然而,这两种认识均易忽视满汉文学融合产生的文学史张力。有清一朝,满人作为文学接受者左右了文学史的走向,更以其创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清代文学的风貌。同时,满汉作者相互的身份认识亦动态地体现在文学书写当中。
顾贞观的《弹指词》与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遭际。前者由平至显,转而至平,再至晦;后者由平至显,转而至晦,再至显。以清代选本为中心考察其接受,能够加深对《弹指词》与《饮水词》特征的了解。探讨造成二者接受差异的缘由,则有助于把握清代词坛的理论更迭与词派兴替。
鄂尔泰的文学思想与政事活动关系紧密。他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教功用指向,即文章应以经书为本、以雅正质实为尚;诗歌发乎情而约于礼义。鄂尔泰借诗歌表达宦游情志,其诗展现了改易民风、蠲免浮粮、改土归流等政事的不同面相。他力求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以科举为导向的地方文教氛围。文学与政事的交互研究,更加丰富地表现了鄂尔泰的多维形象及其文学思想。
在清代文学谱系中,少数民族诗人的灾疫书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笔下的灾疫主要有旱灾、淫雨、冷冻等自然灾害和鼠疫、天花、疟疾等瘟疫灾害。他们的灾疫诗大都通过再现惨烈的灾疫景象,反映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巨大破坏,揭示出灾疫之下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面对灾疫,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秉承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精神,站在百姓立场,以平民视角书写灾疫、替广大灾民祈祷呐喊,凸显了他们的忧患意...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父子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然而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对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从“人才任免”、“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规范律法、减轻刑狱”、“倡兴文化”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四大城市,在清末民初的近现代转型期间,它们的官场、商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沿革、地缘优劣和社会变异形态,但清末民初官商们的炫耀式消费却又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形成了一幅幅都市畸形风尚长卷,成为清末与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景象和文化景观。这些大城市都市风尚的变迁及其特色,在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中都有着形象化的反映。
嘉定大儒朱右曾贯通经学,精熟舆地,于《毛诗》地理学深有研究,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毛诗》舆地学研究集大成著作《诗地理征》七卷。朱右曾综合运用了博征文献、详度地势、斟酌史事、考察遗迹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毛诗》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进行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旧解前说之讹误进行全面而又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朱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超卓的考据水准。在此基础上,朱氏更尝试利用地理考证...
清初遗民虽拒绝与满清政权合作,但大多与政府官员尤其是贰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往来甚密。但是,也有一些遗民坚守节操,对贰臣持论严苛,徐巨源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巨源之死于非命,无论是死于李明睿买凶刺杀还是熊文举假手盗贼,或是其他原因,其悲剧结局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初严守气节、拒绝和解的遗民,不但面临着清廷政治、经济上的威逼利诱,而且会被掌握权势的贰臣们打击、排挤,甚至生命都无法保障,生存环境极为恶...
清末民初的《哀希腊》译介一开始就使拜伦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介入知识分子的视野。1902年梁启超首开风气,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哀希腊》一诗,基本奠定了拜伦中国阐释的基调,之后众多名家的《哀希腊》翻译实践掀起了拜伦"中国化"的热潮,并与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亦步亦趋。以梁启超、苏曼殊、胡适、闻一多四译本为中心,可以窥见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端与发展的进程,《哀希腊》前后译介中的种种细微变化,折射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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