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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中，应如何对待其根据或参照的裁量基准？对此，我国出现了几种方向各异的判例理论：有的认可或者要求行政机关严格适用裁量基准，甚至事实上将之作为裁判规范；有的则相反，认可或者要求被告考虑个案情况，背离裁量基准。这种分歧的背后是裁量一元论与裁量二元论的对立。与裁量基准的严格适用相链接的裁量二元论是过去时代的教义，与实质法治主义不相容；与个别情况...
我国行政机关责任清单存在依附型、一体型、独立型三种外部型态。经分析发现，依附型责任清单有悖于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一体型权责清单存在初衷背离、性质迥异及结构性缺陷等问题，皆不能成为责任清单的理想型态。当前有关独立型责任清单衔接性不足和编制难度过高的质疑并不成立。相反，独立型责任清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应将其作为责任清单的型态选择。在内部构造上，行政机关应选择职责追责型的建构模式，遵循衔接...
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运行已四年有余。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实践数据所呈现出的趋势不完全一致。“双被告”制度的提出使复议机关定位“自相矛盾”，程序上空转严重，也背离了理性“经济人”原则。这不仅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要求，也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复议制度本身的权威性。这种末端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在源头上解决我国复议体制机制面临的困境，相反已经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国行政复议的改革应当着眼于复议自身，从体...
相对于行政行为论、法律关系论，行政过程论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行政特许产生的视角。根据过程论的“全面考察”思想，可以发现行政特许产生需直接规范要素、客观范围要素等形式要素，以及职权要素、权利要素(含其他主体一般权利、新兴权利)等实体要素。在过程论动态考察思想的视野下，行政特许的产生体现为实体要素上仅包括职权要素、实体要素上包括职权要素+其他主体一般权利以及实体要素上包括职权要素+新兴权利等三种特征各异的...
基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国家垄断行政权的行使。但行政机关相互间存在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包括被迫和自愿两类，都不违反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基于自愿的行政管辖权的转移，系行政机关相互间协商一致的结果，在国外有授权和委托两类，在我国目前有委托一种。行政管辖权的委托包括层级委托和横向委托。层级委托，需要以央地事权分工为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权，发扬行政民主。横向委托，有助于弥补组织法上的不足，加强协同...
外交代表，又称外交使节，是一个国家派往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他们代表国家，负责办理外交事务，有常驻和临时两种。常驻外交代表系指派驻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一国际组织、并负责同该国或该组织保持经常联系的代表；临时外交代表指临时出国担负有某种特定任务的代表。
为了保证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以及外交人员进行正常外交活动，各国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和有关协议相互给予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和外交人员一种特殊权利和优遇。
会见是对外交往中最常见的活动。拜访会见重要人士，或是客人会见主人，常称为拜会。会见君主，有时为表示恭敬可用拜见、觐见。职务、身份高的人会见客人，特定情形下可称为接见或召见。现在一般不作上述区分，多称为会见。
外交团是各国驻同一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馆长及其外交人员的总称。外交团制度不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而是按照国际惯例和传统形成的，不行使具有法律性质的职能。
外交代表机关是一国派驻另一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在达成建交协议后，建交双方在对方首都各自设立与外交代表等级相应的外交代表机关。外交代表机关通常分为三级：以大使为馆长的称大使馆（以高级专员为馆长的称高级专员公署）；以公使为馆长的称公使馆；以代办为馆长的称代办处。
我国宪法、组织法规定了含有合议制因素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首长拥有最终决定权。根据党组工作条例，行政机关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责任涵盖首长职权范围，并以表决方式由党组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对此需作出同国法一致的解释。从党规体系解释来看，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不包括“作决策”，党组与首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公立高校、医院这类事业单位党委与首长之间的横向分权关系，“党组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没有制度依据。目的解释表明，党组工作...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虽有规范基础，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仍付诸阙如。理论界大多将成本效益分析等同于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决策的成本和效果，继而以净收益来衡量行政决策正当与否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但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既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又遭受价值层面的批评。虽然能够对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理论层面的辩护，并且可以通过改进其操作机制来弥补它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其仍不失为一...